海外校园观察|美国大学生“个体化”的校园生态及其社会后果

文/孙嘉明

        最近与几位朋友谈起中国大学生的和美国大学生的差别。朋友A说,美国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有私人小车,于是校园里(小汽车)车满为患; 而中国大学生都有自行车,因此校园里(自行车)四处散乱; 朋友B则说,美国大学生住宿校园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独卧(one bed room)(一人一室); 而中国大学生校园宿舍多为一室多卧(multiple beds room)(多人共室)。此话不假,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大学期间就有一辆自已的小汽车,有自己独自的卧室,那该有多么酷!可是再细想一下毕竟这些都是表象,那什么才是本质上差别呢?这里我想与大家先讨论一下美国大学生的特点用三个字来概括:“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 。至于中国大学生的特点,将在本文末尾作一概括。

美国大学里的校园停车场一角

        在我所任课的课堂里,美国大学生拥有私人汽车的比例高达95%以上(美国大学所在的区域,比如城市与郊区,大学生拥车率会有些差别)。学生如果打工的话,只需要不到二个月的收入就可买一辆二手车(Used car,1-2千美金)。如果不住校,学生每周数天来往学校得开车;即使住校学生,外出打工,回家看望父母等,开车也是必须的。如果住校,学生宿舍一般情况下都是单卧室,即一人一室(通常厨房和客厅可以合用,卫生间则都是独用的);  只有夫妻才能合用一卧室。其原因不证自明,大学生到了18岁的年龄,由于个性发展需要独立,自由,因此有自己的汽车,有自己独自的空间,能满足其身心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大学则必须提供这方面的条件来培育大学生的“个体化”:有足够的停车场,有保护隐私的住房条件等物质环境。那么是否仅仅这些物质环境就构成“个体化”发展的充要条件呢?其实并不然,美国大学生的“个体化”培育路径还包括其制度设计和校园生态等。

“个体化”的定义

        简单地说,“个体化”即是将个体从普通群体或物种中区分开来(individualization - discriminating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generic group or species)。也称为“个性化”。从深层次讲,可以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定义:“个体化,是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及其社会政治的后果”(Individualization: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对“个体化”作一解释,则可以作这样简单地表述:“个体化”是区别与“群体化”的人的个性与人格发育过程与路径安排。“个体化”是强化自我意识,自我选择,自我尊重的过程。其目标在于自立,自省,自爱,自尊,自主,自强。然而,“个体化”的同时并非排斥“群体”,群体其实也正是“个体化”的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个体在群体中体现自我,群体提供个体交往的机会。因此,个体在群体中习得相互依存,培养成熟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精神。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个体化”的制度设计与校园生态

        美国高校大学生培育“个体化”路径并非仅仅体现在其丰富的物质基础所能提供的条件,而在其制度设计上以“学分制”和“年级制”来强化其过程。美国大学本科并非是固定的四年制,而是以“学分制”取代。也就是说,学生只要修完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有三年半毕业的,也有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毕业的。因此,同时进校的同一年级的“同学”,一般不可能同年毕业,其毕业时间或早或晚都取决于个人对自己学业的安排。所谓“同学”(Classmate)也仅仅是指同一学期修了同一门课在一起上课而已。而同一课堂上课的同学中,一个学期下来,只知其人而不知其名的屡见不鲜。美国大学的Class(年级)的概念与中国的“班级”概念不同,Class是指同一年入学的,即在中国大学里“年级”的概念。由于没有“班级”制,因此,就无从谈及“班级”的概念。

        此外,在美国,大学期间既没有类似于国内“班主任”或“指导员”的编制,更不存在“班长”、“课代表”之类学生官,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去组织化”和“去等级化”。根本不存在类似国内大学里大大小小的“班干部”;  “小组长”,”课代表“等头衔;  由于没有“班级”设置,也没有了什么“全班大会”,更不存在“班与班的竞赛活动”,“班级评比”貌似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等等。大学生在学校是独立的个体,其角色就是读书,在校期间平起平坐,没有高低之分,尊卑之别。更为牛逼的是在毕业典礼上,毕业生按播音员播报的名字依次上台,由校长亲自给每一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并与之握手,根本没有类似国内毕业典礼以班级为单位领取证书的概念。一场毕业典礼下来,校长与近千位毕业生握手并合影,这已成为美国高校毕业典礼的“传统节目”,并且同步视频在全球播出。可见其“个体化”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并体现在各项具体的工作之中。

毕业典礼上校长与近千位毕业生一一握手并合影

        美国高校大学生“个体化”还涉及到学校的其他规范性安排所构成的校园生态,比如美国大学生在大学的第一或第二年都先涉猎感兴趣的科目,而不着急确定专业方向,以利于学生从这些选学科目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为大学阶段在专业上的自我设计打下相对广博的基础。还比如学生考试成绩不得张榜公布,也不能用学号或其他暗示性的方法公布,是一条规范性约定俗成的条文。学生的学习成绩由任课老师评定,任何他人不得干涉。学习成绩通常是作为学生个人档案由任课老师及学籍科保留,任何其他老师无正当理由不得打听; 家长需要了解,也须征得学生本人同意,以保护学生个人隐私权利等。课堂期间,任何外人不得随意招唤学生出课堂,以保障学生受教育的权力等。学生选课可根据自己的意愿,任何人包括家长不得干涉其选择的课程。残障学生有权维护其受法律规定的特殊对待,并要求保密,任何人不得干涉等等。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很早提出“人格发展论”,他指出“儿童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青年期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年轻人需要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荣格把“个体化”视为个人对自身完整性和平衡性追求的内在驱动力。良好的校园生态可以促成“个体化”的过程,使个体的才能、个性得到充分施展,反之则不利于个体的成长,造成相反的结果。

        由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是崇尚发扬个性,倡导“个人本位”。因此,大学生“个体化”的理念恰恰满足了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并充分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即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给予学生充分地选择权利,促进学生的自由发展。学校尽可能提供给每一位学生一切有利于学习、实践与生活的条件,以满足学生的智能结构、兴趣爱好、优势特长、以及潜在资质发展的需求,优化个体发展空间,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合适的发展区,选择合适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自我发展 。这样的理念也构成了“个体化”制度设计和校园生态的根本原则和路径安排。

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

        美国大学生“个体化”的培养过程,是否排斥群体活动呢?答案是否定的。大学生在发展“个体化”的同时,由于身心发展的需要,也往往发展着群体交往的需要,在交往中发展独立个性,在交往中建立与他人的友谊。比如,由于美国大学生住校并非硬性规定,学生可以住学校宿舍,也可以自行在校外找住宿。而住在同一单元的几位大学生,有时专业往往各不相同,或是学物理、生物、化学,或是学音乐、历史、政治。如果性格相投,互动频繁,以后就有可能成为好朋友长期交往。

        除了宿舍交往之外,参加校园内的各种学生社团也是加强同学间相互联系的重要途径。校园内上百种兄弟会(fraternity)、姐妹会(Sorority)及各种兴趣团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参加这些学生团体不但能够满足课外活动、群体联谊交往的需求,也是培养个性的重要方式。然而,这些校园社团活动都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有些还有“入门”的条件,比如你的学习成绩GPA(Grade Point Average)必须在某点以上等。你有兴趣可以参加,没人强迫你参加,因此,其归属感因人而异,与“班集体”的概念完全不同。同学间基于参与了种类繁多的学生社团,增强了互动而建立的友情并长期交往也不乏所见。可见,美国高校校园的群体活动是以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参与为基础的。

个体化:使每个人身上潜力得以充分发挥


“个体化”的社会后果(Social Consequences)

       毫无疑问,大学生“个体化”的意义远不在于学生在校期间,而在于学生毕业后投身于所参与的社会而产生的意义及其社会后果。 “个体化”的社会后果可以从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来看。如上所述,美国高校没有“班集体”的建制,因此也不存在“班集体”的概念,更无所谓“同班同学”的认同了。如果把美国大学生与国内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的“班级聚会”活动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大数据比较的话,两组数据也许必然是“显著差异”。美国大学生中显著缺乏“同班群体”的认同这已经是公认的模式(Pattern)。还里套用自小习得的“存在决定意识”原理,这种缺乏“同班群体”认同的意识,显然是由其美国大学期间的校园环境的存在所决定的。因此“个体化”的直接的社会后果不外是群体观念的弱化,去权威和去等级化倾向,难以实施动员机制。因为,动员机制是集体性的重要表现。动员的过程则往往体现了权威,用榜样力量来鼓动人们投身某种运动;  而权威往往来自于集体。有集体,必有权威。

        “个体化”的另一社会后果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感的提高。美国社会的大量的捐款,也是一种基于“个体化”的理性行为,而并非动员的结果。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发布的2016年年度慈善报告显示:2016年美国人一共捐了3900亿美元,相比上一年增长了3%,创了历史新高(相比之下,近几十年来中国富豪越来越多,然而捐款总额却不到美国的4%)。在美国2016年3900亿的捐款中,个人捐款比例占到了70%以上(2820亿美元),按现有人口3.23亿计算,人均捐款872美元,而其中70%都是普通百姓。美国有一家捐款人顾问基金会曾在官网上做过调查:为什么美国民众喜欢捐款?其调查结果显示,捐款动机可分成二种类别,即感性类:成就感、跟潮流、被别人记住;务实类:真心想帮助他人、宗教、减免税款。看过美国大片人都知道美国人都爱看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片子,通过捐款来“英雄”一把,提升自我成就感是个不错的选择,其根源也在于“个体化”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个体化”的再一个社会后果是导致“异质化”社会的产生。所谓“异质化”(heterogenization)是与“同质化”(homogenization)相对的概念。正如社会学家斯宾塞曾言:社会的进化规律是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过渡。古代社会发展到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其最大的特征是群体的分化,再到个体的分化。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则社会成员的“异质”性越高,社会成员相互间的交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就越大。也就是说“个体化”所强调的独立个性只有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才能体现。在“异质化”的社会按章办事比较容易进行,不纠缠于人情,而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作的重要的社会条件恰恰是“异质化”的社会。相反“同质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的“熟人社会”;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办事“找熟人,托关系”则成为理所当然,很难采纳“市场机制”,更与公民社会的“民主机制”不相容。美国大学生们踏上工作岗位后,也许没有那么多自小形成“朋友圈”,“同学群”,因此遇到问题也没法“找关系”,“走后门”了。这也许就是大学生“个体化”所产生的另一个间接社会后果吧。

        回到本文开头的关于美国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之特点的讨论。在文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在全民鼓励“学雷锋”,“做革命的螺丝钉”的年代,无疑是“群体化”为特征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大学生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弱个体化”,即由于“个体化”没有完整地发育而导致的状态。大学生有“个体化”的要求,却未能有效表达或缺乏表达的机制。教育机构虽然主张培养具有个人意识和个体责任的年轻一代,但同时又希望他们能在某些方面抑制自我,服从权威; 在制度设计上又不能照顾到“个体化”的需求,而往往以群体化来取代。于是大学生在思想意识上往往出现内心中的功利主义和行为上的从众表现,那种表里不一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挪威奥斯陆大学人类学家贺美德语)。“弱个体化”还体现在“精致的个人主义”,即是一种群体性的外表包装下的个体性; “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体制也一度青睐这样的人才”。因此,形成一种双重人格(北京大学退休教授钱理群语)。

        早在二百多年前,德国柏林大学校长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发表演说:“……如果有什么机构是最需要在个人发展上承担其责无旁贷的责任的,这就是教育——一贯以培养个体作为宗旨的教育。” 这标志着个人发展的概念正式成为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并且成为现代大学成立的一个明确目标。校园好比一个小社会,大学生在校园的“个体化”培养路径,为他们日后踏上社会之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公民提供了一个示范和实习的机会。高校大学生强调个人发展的概念,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更是涉及到学校制度的变革的一项工程。广而言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精神”、大学的“学术自由”等,都必须建立在“个体化”机制中才真正有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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