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没有他们,就没有《无问西东》,更没有今日中国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留学生骗父亲300万并断绝联系”“儿子开玛莎拉蒂父亲开滴滴”等痛批留学生的文章。且不说这些文章的真实性,即便这些个例是真实存在的,也不能以偏概全地代表所有留学生,让整个留学生群体蒙羞。

在留学生中,总有一批热血青年,期盼有朝一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就以建设祖国为己任,以振兴中华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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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外有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内有太平天国,政局动荡、国将不国。1872年,主张洋务运动的曾国藩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120名10岁至16岁的少年赴美国留学。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他们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

 

在这些少年之中,不少人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留美幼童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的“中国留学事务所”。图为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棒球队。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前排左起:陈巨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

詹天佑

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小学语文课本上讲的那条之字形铁路。

詹天佑1878年考入耶鲁学习铁路工程,赶在清政府撤回留学生前毕业回国。

 

1905年,积贫积弱的清政府为摆脱英、俄两国对修筑铁路权的争夺与纠缠,硬着头皮声称要自己设计、建造京张铁路。44岁的詹天佑临危受命,担任总工程师。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京张铁路上有4条隧道,其中八达岭隧道长1,092米。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抽水机。精确的计算、正确的指挥,对詹天佑不成问题。但是,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抽水机,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外国人看到中国工人主要依靠钢钎、炸药这两样最基本、最简陋的工具,忍不住冷嘲热讽起来。

 

詹天佑顶住各种压力,外界的质疑,设计出“直井施工法”。即在隧道两端相向掘进的同时,另外从八达岭上开挖两个直井,垂直到隧道平面。然后再向两端开凿,这样就形成了6个工作面同时掘进。

 

1909年8月11日建成,10月2日通车,施工时间比原定缩短了2年。工程不但没有超支,还节余白银35万两。

 

詹天佑用中国人的汗水和智慧,让全世界为之震惊。打破了中国在他们眼中一贯的“受人欺压无力还手”的印象,也为日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字铁路

 

詹天佑病危之时,牵挂的仍是国家。他受命代表中国出席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会议中,日冒严寒赴会,夜研文书议案,惟恐主权受损,以崇高国际威望,与赴会中国代表共同努力取得了中东路沿线由我国驻军护路权,防止了列强以护路为名,武力夺取中东路;并争得了我国工程师在中东路的工作地位。但因疲劳过度,心力交疲,旧日腹疾复发,不得已请假就医。

 

1919年4月20日到汉口,21日入仁济医院,24日因腹疾严重,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8岁。临终遗嘱语不及私,向国家陈述三事:

振奋发扬工程师学会活动,以兴国阜民;

慎选人才管理俄路,以扬国光;

就款计工,唯力是视,脚踏实地建成汉粤川全路。并称,上述三事乃天佑未了之血忱,如得到国家采纳,则天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唐国安

 

 

唐绍明先生在《珠海历史名人》中评价道:唐国安主持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曾名为清华学校)工作后,立志整顿校务,办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经呈报外务部批准,于1912年5月23日将游美学务处撤销。过去的招生、国内准备、遣派、留学监督等职权,是分别由学务处,学堂、驻美监督处3个部门去操作管理的,现在统统改为归学堂统一操作管理。学堂监督的权力由此加大,上司干预过多的问题也有所解决,这便于学堂工作的开展,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做到了留学教育相对独立。

 

第二件事,经呈报外务部批准,于1912年10月17日将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外务部任命唐国安为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

 

他们着手总结近年来办学的经验,修订原有的章程。他们坚持“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教育方针,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力图通过各项措施,提高学生素质水平,提高学校的档次,让学生经过几年学习之后,中等科(高小程度入学)毕业能达到美国高中一、二年级水平,高等科毕业能达到美国大学一、二年级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初级大学。学生赴美后,可以直接上三、四年级,缩短了上大学的期限,也为早日进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创造了条件。

 

第三件事,是解决问题。虽说有庚子赔款退款支撑,但草创时期经费常不能按期发放,匮乏危机时常出现,加上袁世凯扣发经费,情况更为严重。1912年8月已向华俄、华比银行借了20万两银(占全年经费的1/3),逾期未能偿还。唐国安为此四处奔走,吁请上级支持解决。

 

为彻底解决经费被挪用问题,他于1913年7月15日在病榻上给外务部写报告,说明这笔退款和清华的关系,强调专款只能专用,不应将此项退款列为国家常规收入而随意挪用。这一问题的解决,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第四件事,是为谋图的长远发展作好规划。唐国安抓住有利时机,一年之内两次扩充校园。第一次在1913年春,请政府将清华园西邻之近春园划拨学校使用,获准;接着,为解决园内水系畅流问题,再次请政府将近春园西邻之长春园东南隅划拨学校,是年冬天获准。这两次扩充共增地480亩,使清华园在原有450亩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加上先前购进的周边地约200亩,学校已拥有近1200亩之校园。

 

第五件事,为清华选定继任人。1913年春,唐国安发现自己患心脏病。发病3次,他仍勉力支撑,但病情日益加剧。他去世前回顾道:“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校务者半,耗于款务者半”,幸得副校长周诒春的得力支持和分担。周诒春在校内同辈众多人才中,早为他所赏识。以后事实证明,周诒春果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许多基础建设。

 

可以说,没有唐国安,就没有今日之清华。

如今,距离那时,已逾百年。
复兴之路

 

《无问西东》这部为清华百年校庆所拍摄的电影在上映后大热。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几代清华人之间的精神传递。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来到清华大学演讲。泰戈尔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说:

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成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拥积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

可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在网红产业化的影响下,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少有人静下来思索生命。高晓松曾在一档节目里批评过一位名校学子,责备其读书全然是为了找工作,完全没有造福国家之想,乃当今教育之不幸。

不论是否走出国门求学,我们都应该想想百余年前这些先辈们身上的重担、他们心中的情怀以及他们不懈的努力。我们之所以生活在这样的中华盛世,正是因为他们以及此后如钱学森、邓稼先等一辈辈心怀祖国的留学生将中国救于水火,大力发展科技,让祖国从封建落后被各国欺压的“东亚病夫”一步步发展至今一举一动都能使世界震颤的东方雄狮。

梁启超先生曾经期许:“少年强则国强”。正如无问西东中世世代代的传承,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至我辈之手。新世纪,“中华复兴”之担已寄托于我辈之身,正如百年之前。

行文至此,想以一句诗作结。遥想近二百年前,林则徐禁烟有功,却被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发配边疆。临行之时,他在《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一诗中写下这样豪情万丈的一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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