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美国移民之痛:被误解、被歧视是宿命

我的父母都来自中国上海。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留学生一样,他们选择赴美留学,读工程硕士,毕业之后在留在湾区的科技公司工作。于是,这里的华人群体也在日益壮大。

01 。“为了分数走火入魔”

我在一个叫库比蒂诺的城市长大,这是一座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城市,这里有苹果、赛门铁克等科技巨头的总部,但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库比蒂诺等同于黄金学区——这里聚集着全美最富裕的中产亚裔移民和亚裔美国人。

那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尤其是在初高中阶段,大家还会攀比谁睡得更少,太”残暴“了。

我承认,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我对成绩是过于看重的。虽然打心眼里,我并不认为这是对的。我始终觉得,教育的真谛在于学习,在于探索自己热爱的东西,但我还是会屈服于现实,未来,我更是要为五斗米折腰,并在残酷的社会中生存下去。

有时候,学校老师也会批判和吐槽亚洲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说他们”为了分数走火入魔“,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上过的学校都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和住宿,因为校方会说:”他们就是想抄近路得高分“。

其实,我的父母也后悔把我送进了那个黄金学区,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我患上了很多精神方面的疾病和慢性病,比如抑郁症。

02 。踏出第一步

在伯克利的第一学年,我认识了很多其他学生,他们自称是有缺陷的人,而且当中很多人跟我情况很相似,是酷儿、跨性别亚洲人。

我曾是UNITY主题项目的一员,那是一个校园社团,致力于普及LGBTQ教育、社群搭建和领导力培养。那是我第一次身边都是LGBTQ群体的人,我是跨性别者这件事也不再是问题。慢慢的,我在自我介绍时更习惯用(跨性别者常用的称呼)they/them,也不会再躲躲藏藏了。

那个时候,我甚至不觉得我是有缺陷的,换句话说,我会感觉:“我的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我不配得到这样的照顾,这不公平吧。我应该更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我被诊断出是神经典型性个体,即使那并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第二代美国移民之痛:被误解、被歧视是宿命

终于,在多年之后,我才从伯克利残疾学生项目申请到了住宿。

这个项目对我帮助很大,不仅因为我能录下来我的课程,或者有更多的时间复习考试,更是这帮助我认识到,我曾经的痛苦和挣扎,并不是因为我的懦弱、懒惰或者无能。

第三学年的时候,我选修了Marsha Saxton老师的“残疾研究”课程,那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我还记得,我的教授和研究生辅导员Katie Savin一直非常积极地告诉学生们“这些是给你们提供的支持,我们会保证你们能得到这些”,能心安理得地得到支持,而不会因为残疾感觉到羞愧或者尴尬,感觉真的很好。

Katie还组织了一次自愿的田野之旅,去看一个Sins Invalid的一个残疾平等表演项目,在那里我亲眼见到了无忧无虑的快乐和残疾艺术家之美,这些残疾艺术家大多都是有色人种。

03 。开始理解“逼迫孩子”的亚洲父母,

也敢于说出自己的疾病

2017年,我从伯克利毕业,拿到了心理学学位之后,我开始在伯克利国际部做客服助理,提供移民相关建议,也为校园里的国际学生和学者发声。

在工作中,我亲眼目睹了长久以来受种族歧视和移民恐慌影响,以及这几年来移民政策所发生的剧变。对于那些在伯克利遭遇反东亚歧视和排外的学生们,我感同身受,而且我也发现了他们的经历和我父母的异同。

我父母来到美国的时候,是1992年。那时候,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还在生效。

我父母说,他们来美国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经历过种族歧视,更多是因为他们对歧视无能为力。最好的,甚至唯一的办法就是奋发图强,赚很多很多钱,这样至少能保证经济上不收到伤害。

小的时候,我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但现在,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逼孩子了。

直到18岁,我才被诊断出有抑郁症。那时候,我才知道如何跟医生讲我的抑郁情况,这样他们才能做出诊断。同时我也发现“哇,我有自杀倾向已经有十年了,居然从来没有人发现这一点”。我之前并不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发声,或者为生理健康之外的身体问题提出担忧。

我逐渐理解了,每个人对自己的症状都有不同的认知,他们的症状也都有不同的表现,这些可能跟一个人的种族和从小生长的民族文化环境有关。

举个例子,我们家的人可能不会直说“我很难过”,“我不想活了”,相反,他们更有可能说“我有慢性消化病”,“我很难入睡”,或者“我经常头痛”。

我也知道我家人经历过很多生理症状,这些症状人们并不觉得可以视为残疾,比如癌症、中风还有体质虚弱,现在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家好几代人从来绝口不提的创伤后遗症。

04 。未来,我想帮助更多人

因此,当我成为伯克利校园的教职员工,我更努力向人们展示我自己想展示的一面,我一直用“they”来介绍自己,无论是在电子邮件签名还是Zoom视频会议中,即使我并不喜欢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我是伯克利大学“破除种族歧视研究,平等、自由和归属感行动小组”的一员。我也是Lavender Cal,一个LGBTQ职工和工作人员的校园社交网的一员。

我还和伯克利职工团参加了一个导师项目,这个项目为职工提供社交和个人发展支持。

在我们一次集会上,我提到我的愿望之一就是这个项目能找到一些跟我有共同经历,或者能为我提出建议的人,告诉我如何控制我的生理缺陷,特别是作为一个拥有“隐形”残疾的患者,我如何才能申请到住宿支持。

曾经,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针对这些问题发声、寻求理解和支持,即使这些生理缺陷已经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今,我更希望通过勇敢发声,能帮助其他人,让他们在表达自我和寻求帮助的时候感觉更踏实。我想尽我的绵薄之力,创造一个我年少时未能拥有的,更友善和积极的环境。

本文翻译自:https://news.berkeley.edu/2020/10/27/im-a-berkeleyan-sydney-ji/
转自爸爸真棒公众号,ID:babzhenbang “爸爸真棒”是一个K12原创国际化教育平台,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启发的中西融合教育探索。联系:VX(Hanzhang_M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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