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培养博士生的方法

课程和论文

美国的社会科学院系一般要求博士生完成两项目标:一、在修课的基础上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二、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许多院系还要求学生在第二年完成一篇“第二年论文”(second year paper),作为毕业论文的一次预演。以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为例,博士生需要完成两年共16门课的课程任务。学生也可以选修或旁听更多课程,不必付费;而且,只要学生的学术导师同意,选课几乎没有院系的限制。许多同学在整个博士生涯中选修了20至25门课程。
在这头两年里,学生一般不需要做除了修课以外的任何工作,靠学校提供奖学金(fellowship)基本上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学校希望博士生们在这两年心无旁骛地汲取知识,尽量不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干扰。最近几年,由于一些学校或院系财政状况吃紧,或者招收的本科生数目上升,它们也开始要求一二年级的研究生承担一些教学或助研任务。
我们暂时不讨论课程设置的问题。在麻省理工学院,一门三学分的核心课程,一般每周有两次一个半小时的主课(教授主持)和一次一小时的复习课(助教主持)。也就是说,一门核心课程,通常学生们一周要见面三次。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情况也类似。
大部分教授给博士生授课是很用心的,我们从许多网上的公开课视频里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网络课堂缺少两个重要元素,一是课堂里的互动;二是在助教和同学的帮助下按时完成作业的硬约束。然而后者更重要。
博士阶段的每门课程,每周需要15-20小时以上的课外时间用于阅读、复习和完成作业。麻省理工学院要求低年级博士生每学期选修四门课。哈佛的要求是三门。斯坦福大学采用三quarter制,要求学生每个quarter选三到四门课。在这几所学校,不少学生还在额外旁听一到两门课。
总的来说,博士生们的课业压力是很大的。一位老师对一年级博士生的要求只有两个词:No Whining(不要抱怨)。
博士生一开始对做研究没有什么概念。主要的办法当然是阅读前人的作品,辅之以工具类课程的严格训练。在为一年级开设的一门《研究设计》课中,学生们需要撰写研究计划,申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的博士奖学金。这项教学实验还是比较成功的——先后有三位一年级同学得到了NSF的资助。这不仅是博士生们值得夸耀的荣耀、给系里节省了资源;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培养博士生们独立开展研究和日后申请研究经费的能力。
在第二年末,系里期望学生能完成一篇可被发表的论文,这是所谓的“第二年论文”。在现实中,绝大多数论文达不到发表的要求。在学术生涯的起点,总难免要生产一些糟糕的文章,但这样的练习也很有价值。与国内不少学校的情况相反,几所学校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没有任何硬性要求。因此,博士生没有什么动力发表水准不高的论文。
经过一到两个月紧张的复习,博士生要通过资格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主要考察博士们对本领域文献的掌握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博士阶段,除了学生自己,几乎没有人关心他或她的考试成绩——教授不太关心,未来的雇主则根本不关心。
每个院系的考试安排略有不同,哈佛大学政府系是在第二年末进行的;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则将两门资格考试安排在两个学期。资格考试安排在第三学年初,分两天对博士生选择的两个领域进行考察,每个领域一天(八小时)。按照领域的不同,可能是三篇2500字左右的写作,或是一个很长的习题集。
考试很紧张,但是考试确实能检验学习效果。这样,第二年结束后暑假可以用来想博士研究的题目。麻省理工的经济系就是这样做了,效果很好。这项改革在政治系被提了几次,可是每次都被否决。最反对这项改革的,正是面临考试的低年级学生们。
通过资格考试的博士生被称为“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此后,他们就得以研究为主业了。不过,从第三年起,他们也被要求承担助研(research assistant,RA)或助教(teaching assistant,TA)的任务。前者要帮助教授完成指定的研究任务(一周10小时左右)。许多时候,老师们愿意与学生们合作。一方面学生参与研究的积极性更高,完成任务更利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如果幸运的话,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走完发表论文的全过程。
在和教授合写论文的过程里,博士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研究和撰写论文以外,还包括如何与学术杂志的编辑沟通、如何回应匿名审稿人的批评等等。老师们对学生的独立研究一般也很支持。
助教不仅要批阅作业,往往还需要承担辅助教学任务,如上面提到的每周一小时的复习课。对于助教,他们备课的时间往往超过每周10小时。不过助教工作除了能让博士生赚取生活费外,也让他们获得了宝贵的教学经验。我们系要求博士生在毕业前至少任助教两次。由于学校的本科生比较少,当助教的机会很难得,大家都希望有机会教那些对自己的能力有提升的课程。由于助教的劳动力供给很大,教授们不得不开会讨论,来匹配博士生们的研究兴趣、过去的助教经历和他们教课意愿。在其他很多学校,由于本科生人数比较多,则经常会出现助教人手不够的情况。
毕业论文毫无疑问是博士生生涯的重头戏。为了督促博士生们合理安排时间,系里一般要求博士生在三年级结束前开题。此时,博士生的论文委员会正式成立。论文委员会由三至五名成员组成,俗称为导师。与其他领域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导师可以在中途更换,但学生要及时与老师们沟通。
在开题后的两到六年内,博士生完成一次中程答辩和一次毕业论文答辩。博士候选人通过论文委员会的毕业论文答辩后,就可以正式拿到博士学位了。
后两次答辩的时间是比较随意的。在美国,社会科学的博士教育实际上已经不是所谓的“宽进、严出”,也不单纯是“严进、严出”,而是“严进、找到工作后出”。一个博士是否能拿到博士学位,是由两个委员会决定的,一个是本人的论文委员会,另一个是求职院校的聘用委员会(hiring committee)。

研讨会系列

博士生阶段最重要的训练,是在研讨会里完成的。虽然研讨会几乎完全自愿出席(在哈佛和斯坦福,研讨会有时会作为课选修,但基本上也不存在实质上的考核机制),但没有人忽视它的重要性。
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正式的研讨会,多邀请其他院校的教授来讲他们最新的研究。另一类是非正式的研讨会,常常由学生自己组织,自己参与,自己选择演讲的题目,教授有时会出席点评。这两类研讨会都很重要。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博士生们可以真正参与到研究过程里面来,学习接受批评、回应批评,和在批评的基础上改进研究。
也有一些研讨会是两者的混合,既邀请外校学者,也给本校的学生机会。在哈佛和斯坦福,还有一些研讨会是闭门的,只有本校该方向的老师和学生可以参加,并讲述自己的学术论文。
大部分研讨会有免费食物,由学校或院系出资。博士生们不富裕,而且常常没时间做饭,免费食物是他们参加研讨会的很重要的动力。老师们的出席很重要。一方面,他们的研究经验远胜过学生,提的意见往往也更有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出席可以保证研讨会的凝聚力。
剑桥的研讨会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跨校合作。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正式、非正式研讨会(甚至课程)都是跨校合办的。一个例子当然是上面讲的早餐会,还是比较有名的政治经济学论坛和应用理论论坛(由A. Shleifer、P. Aghion和D. Acemoglu等人合办)。此外还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三校博士生合办的中国研究论坛。许多同学就是通过这个论坛成为合作者的。从地理上说,清华和北大的距离比剑桥两校更近(哈佛和麻省理工相距3.5公里或两站地铁),可是很少听说两校合办周期性的讲座或研讨会。这是很遗憾的。

职业发展支持

最后,有必要讲一下老师们和学校对博士生职业发展各方面的支持。举几个例子。
1.学术导师制度。
学术导师的职责在第一、第二年给予博士生学术(包括选课)、生活、心理等各方面的指导。通常,学术导师也要为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负责。在大部分情况下,学术导师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分配的,但更换起来也不困难。
另外,每学期末教授全会要对每位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状况进行评估。他们互相分享每位学生取得的成果和碰到的困难,适时和有限度地对博士生进行鼓励或提醒——祝贺和提醒有时是书面的,因此是很严肃的事。这样做的好处是大部分教授对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也增加了不同领域的教授与博士生之间合作的机会。
2.“开门”政策(open door policy)。
麻省理工学院的开门政策是有名的。但它其实不是项政策,而只是项惯例:教授在学校时一般把办公室的门开着,意思是欢迎学生随时打扰。这项惯例说起来简单,其实对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反过来,这是学生巨大的福利。
最近几年,国内的学校积极鼓励博士生赴海外访学或参加会议,效果很明显。在美国的研究生院也有类似的制度。例如,我们系每年给每位博士生提供800美元的学术会议支持。钱不算多,但也不少了。这个细节做得很好,比较巧妙地督促学生完成学术任务,但并没有增添繁琐的官僚手续。同时还提供每年500美元的研究经费,前提是提交一份简短的研究计划。只要认真申请,几乎所有人都能得到这笔经费。这笔钱虽然也不多,但可以用来完成一些小的数据搜集工作了。在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每位博士生每年可以直接获得约1000美元的职业发展经费,用于参加会议和学术研究。
3.职业发展计划。
美国高校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也很重要,大致有几方面的内容。首先,由专人负责(教授们轮流担任)为求职的博士生提供服务,包括指导准备申请材料、提供面试建议、预约试演讲的时间(每人至少有一次全系老师参加的试演讲)、如何与未来的雇主讨价还价等等。第二,给博士生创造环境、提供经费,鼓励他们为系里以及低年级学生开设短期课程、组织论坛、协调外请演讲人等等。这些技能都是博士生日后会用到的。第三,给博士生参与院系决策的机会。例如,学生代表会参与聘用新教师的过程。允许学生参与这样重大的决策显然是有成本的。一般来说,学生对相关领域的理解比教授要浅薄得多,未必能够正确评估候选人的潜力。不过这样做也有好处。一方面,教授会议可以听到一些来自学生的声音,这对维持和提升教学质量很重要;另一方面,对参与的学生是个开眼界的好机会——通过这个机会,他们可以了解到自己该为就业市场做什么样的准备;也可以帮助他们理解一个学术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当然,这种制度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聘用新教师的过程比较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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